难道他们听不到我的心中的哀号？

每一个早上，我总是迫不及待的开始一天的工作，协助那些处于紧急状况的人面对生命的抉择。犹如美国其他的「关怀怀孕中心」，我们给予辅导，怀孕检验，支援未婚妈妈和小孩，还有堕胎后遗症的辅导。我们关怀孩子，并以同样的心关怀孩子的妈妈，因为我们相信她有权利了解一切事实，好能为自己所怀的孩子做决定。

 这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我将要辅导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其中一位义工。我称她为Jane, 当然，那并不是她的真名。她曾和我提过有关她十八岁时堕胎的事。她很少和别人提起这件事，因为那一次的堕胎使她历尽创伤。那天早上，当她踏入我的办公室时，双眼无神，好像整晚没睡的样子。我问她：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」。她含着泪水，嘴唇在颤抖。停顿片刻后，她强忍着泪水，说：「十八年前的这个周末，我去堕胎，我一直无法摆脱这个阴影。我忘不了当年那个堕胎手术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所堕掉的孩子究竟是个男孩或是个女孩？还有他（她）的长相如何？我多么希望当时在决定结束胎儿的生命之前，有人伸手帮助我」，我握著她的手，她继续说：「如今我无法挽回孩子的生命，但我希望能像黑暗中的蜡烛一般，照亮那些陷于同样处境的妇女。」

我从资料夹那里抽出Jane写给我们中心写的信，在她的同意下，我和大家分享她的经历：

暑假中旬，当我发现月经还没来，便悄悄的去见一位妇科医生，也随身带着尿液去检验。医生证实我怀孕了，并给予我堕胎的资讯。我能理解医生的用意，依我当时的年龄和处境来看，任何人都会选择堕胎。我感到非常震惊和羞愧，不敢多问有关产前护理的事。医生给了我一间诊疗所的电话，并交代我要及早作决定，否则，堕胎手术会更加麻烦。

一两天后，我告诉妈妈有关怀孕的事，她马上说：「你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！」我的心都被撕裂了。我再次深陷羞愧之中，无法为这个小生命挺身而出。我告诉妈妈有关医生给我的那个联络电话，她要我即刻打电话去预约。然后，我的父母开车送我到诊疗所，亲自陪我去见医生。堕胎手术前，一位妇女向我解释手术的过程。她用了这类的字眼：「一点点麻痹的感觉」以及「受孕的产品」。没有人告诉我那在母胎内的是一活生生的婴孩。那时后，我多麽希望有人征求我的意见，看看究竟我想怎么做，但是，遗憾的很，没有开口问我。我仍然羞于启齿，表达自己对堕胎的犹豫心情。

这是一个即可怕，又痛苦的手术。手术结束后，我被带到等候室去，那里有准备果汁酒和饼干，还有一包避孕药丸。那天，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被送回家，我只记得自己无法自制的一直在哭。晚上，我独自一人在房里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。这些年来，内疚感从未离开过我。我无法和我的父母，姐妹，甚至朋友们亲近。我在想，倘若我告诉别人我堕胎的事，他们一定会厌恶我，并无法谅解我的作为。

每当我读到有关于堕胎的报导或文章，我都会陷入于积大的痛苦之中。 尽管这种情绪不断的纠缠着我，我对自己所做的选择，仍然茫茫然。说实在的，堕胎后的三年之中，我没有完全懂得堕胎的意义。有一天，为了加入「关怀怀孕中心」的义工服务，我参加一个辅导课程。之后，我才认识堕胎的真正面目。原来，我所毁灭的不是「受孕的产品」，而是一个婴孩。一个活生生有了心跳的婴孩，却被撕裂和杀害。

做了三年的辅导工作，我很清楚那些女孩子和妇女们的怀孕状况。我的希望是在她们做任何决定以前了解一切真相。我要让她们懂得堕胎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我们还有许多的团体提供她们所需的支持和扶助。 

这就是Jane的故事............其实，这样的故事情节不断的在我耳边回响，当那些妇女找我谈时，几乎都会重复类似的堕胎经历。Jane 在无知的情况下，被迫做决定，她完全不知道：婴孩那颗小小的心脏在第二十四天，已开始跳动。脑电波可以在第四十三天录到，也就那个时后，她的婴孩有了痛觉。

当一个孩子掉入井底失踪了，或在湖中溺毙，人们所关切注意的是那些遭难的孩子。如今，对于美国每天有超过4，000多位婴孩因堕胎合法化而被杀害，执权者却说母亲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自主权，她们拥有这样的「权利」........